1962年春季，陈昌浩在湖北武汉东湖宾馆与曾经的战友重聚，然而他却迟迟没有就座。此时的他已不再是那个年轻的红军将领，而是中央编译局的一名副局长，身心虚弱的老人。面对许多曾和他并肩作战的老将领们，他走近时简单地鞠躬道歉，这句话他心中压抑了二十多年。

在大别山地区，陈昌浩的名字曾具有很大的分量。1931年前后，他年仅二十五岁便担任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委员，参与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行动。在那个装备简陋、兵力不足的年代，红军却屡屡取得意外的胜利。特别是在黄安战役中，红军意外地缴获了一架国民党的飞机，陈昌浩设想将其用于地面进攻，尽管选择了使用迫击炮弹这种非专用炸弹，他依然展现了卓越的军事观察力和决断力。这次行动标志着红军首次拥有了空中力量，而陈昌浩的勇气和智慧也因此获得了“飞将军”的美誉。

不过，军事上的果断并不意味着每个决定都会获得理想的结果。1936年，当西路军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后，由于供应困难和敌军的持续攻击，战局陷入困境。西路军的士兵们面临着极大的困苦，最终在1937年3月的石窝山会议上，他们遭受了重大损失。作为主要负责人，陈昌浩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分兵突围期间，他因病无法坚持，让徐向前独自离开。徐向前后来安全返回延安，而陈昌浩则延误了回家的时机，最终在1937年底才回到延安。然而，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表彰，反而面对的是批评和审查。他在检讨中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自己，虽然有关西路军的历史评价后来的确变得全面，但当时的陈昌浩选择了沉默。

这段自责的回忆深深影响了他一生。1939年，因胃病严重，他前往苏联治疗，此后多年远离国内，生活并不容易，曾从事体力劳动以及翻译工作。1952年，陈昌浩回到北京，许多老战友见面时，他显得格外拘谨，特别在见到张琴秋时，满怀歉意表达对她的愧疚。此时，他更关注的不是风光的往事，而是对过去错误的反省和歉疚。

在1962年回到湖北时，见到老部下和地方干部，陈昌浩总是将话题引向西路军，反复自责，甚至使身边的人感到难以接受。尽管有人劝他不要再责备自己，陈昌浩始终放不下这段经历，他坚信自己的责任不仅仅是组织的评价，更是承载了数千将士牺牲的沉重心理负担。对他来说，那些曾位高权重的日子并不等于他晚年的自我审视。

陈昌浩于1967年7月30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六十一岁。关于他的晚年，有许多让人心痛的记载，他常说的那句话也揭示了他个人命运与历史的深厚联系：“若不是党和毛主席宽宏大量，早已没有我。”1980年，徐向前为他举行追悼，称赞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，使这位曾经的红军将领得以在历史上重新焕发光彩。